摘要：论证在法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2.维护法律统一实施 实践证明，从法在实际生活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意义上说，法的执行要比立法更触及具体的利益关系，因而也就更为重要，更需要正确实施。
现代法治国家确立了以科学、公正的程序规范公权力的行使过程的正当程序原则。[90]主要针对明显违反法定程序、违法行政行为后果严重提出的纠错意见，督促行政执法主体进行整改。
在对行政机关的答复不满意时，检察机关可以行使提前介入权，就有关情况向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核实，收集固定相关的证据，即此时检察机关享有调查核实的权力和收集固定证据的权力，[101]在此基础上行使督促执法权和行政违法纠正权，要求行政机关严格规范执法，及时纠正违法行政行为，并对相关情况进行公示公布。（5）宣布关于禁止实施违法行为的预先警告。2.以公益为标准开展监督活动。其次，审查决定中所规定的行政处分的种类、范围和实施处分的程序是否合法。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有的执法人员依法行政观念欠缺，长官意志严重，[25]轻法律手段重行政手段，轻规范执法重个别处理。
[103]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页。[84]行政主体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24]由于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法典，行政程序法上对诚信原则的确认对于今后行政立法将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因此，未来应当尽快制定颁布《行政程序法》，并利用这一历史机遇，将诚信原则确立为基本原则。
自此，各级地方政府纷纷抛出时间表和路线图，宣布尽快建成法治政府。其中《行政许可法》涉及的规定多达几十条，体现出较高的法治化水平。可以说，几乎每一部现行行政法律法规都有大量篇幅涉及到依法行政问题。法治政府工程偏重于从外在形式方面，消极限制政府权力，防止其被滥用。
比如，《行政许可法》72条和第74条、《行政处罚法》55条、《行政复议法》35条、《行政监察法》48条、《人民警察法》22条、《居民身份证法》20条、《道路交通安全法》115条、《治安管理处罚法》116条、《消防法》71条、《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47条《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13条《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22条、《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23条、《烈士表奖条例》第32条、《军人抚恤优待条例》46条、第47条等。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洁程度已经成为公众判断政府诚信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政府往往以居高临下的管理者形象出现，常凌驾于公民之上发号指示和命令，公民虽然享有法律上的权利，但事实上很难要求政府履行其诚信义务。[8]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说过，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被有效执行。有鉴于此，笔者择取了守信践诺、失信惩戒、失信补偿等作为核心指标，辅以依法、公开、廉洁、勤勉等参照因子，对现有行政法律法规全部文本进行了检索分析。笔者认为，类推适用说，虽然肯定了诚信原则的公法适用，但难以充分体现出诚信原则的价值和规范作用。
公法和私法关系问题在中国有极为特殊的发展历程和生成逻辑。蔡小慎、贺利军：《试论我国政府诚信危机及其化解对策》，载《求实》2004年第3期。三、政府诚信立法的时代趋势与基本方向 （一）时代趋势：公法私法化与传统行政法转型 传统西方行政法学理论认为公私法是截然两分的，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以及公共行政改革运动的兴起，公法与私法的界限逐渐淡化，并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潘荣伟：《政府诚信——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
当前一段时期，政府诚信立法，应当集中力量解决好守信践诺、失信惩戒，行政补偿、公务员诚信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建设问题，提升政府诚信的制度化水平。现代行政立法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被滥用的可能，应当对其加以限制。
就我国而言，首先，目前尚不具备制定一部独立的政府诚信法的条件。上述四种学说又可归结为政府和公众两个不同的解读角度。
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此外，《行政许可法》5条、第30条、第46条，《行政处罚法》4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4条、《治安管理处罚法》5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3条、《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适用规定》第3条等也有涉及。就失信赔偿而言，相关规定散见于不同层级的规范性文件中，十分粗糙，存在补偿范围不明确、补偿标准不统一、补偿程序太粗略等问题。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这些都为我国政府诚信立法提供了历史性契机。本文所称的政府诚信主要是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且贯穿于全部行政活动中的诚实践诺的品德。
一方面，对于《行政许可法》之前确立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应当将其适当地推广到行政裁量、行政处分、行政契约、行政指导等行政法领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和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调整手段从单纯的命令—服从模式到更多的协商参与方式转变，处理公务过程中国家权力机关逐步出让很多权力空间，加强了与私人的合作。
三要改进失信救济程序和失信赔偿或补偿制度。尽管诚信本质上属于道德范畴，主要依靠道德教化方式加以提倡。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存在着政府多头执法、多层执法和不执法、乱执法问题。而政府诚信立法的重中之重是在行政法上确立和巩固诚信原则，以此来指导和约束行政主体的行为，从制度层面真正确保政府言出必行。
有些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要求老百姓守诚信、自己却不守承诺，热衷于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出台的政策朝令夕改、缺乏稳定性及连续性、政策信息和决策不公开、不透明、出尔反尔、隐瞒事实和真相、暗箱操作、编造虚假数据、财政收支和执法程序不透明、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消极不履行职责、办事拖拉推诿、滥用权力、随意撤销、变更和废除已生效的行政行为等。（三）简要评析 在我们这样一个立法先导的国家，行政立法工作基本上是受实用理性制约的。[5] 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是法治政府建设本身不完善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近些年来片面追求量化法治而严重忽视政府诚信建设有关。目前我国政府诚信立法十分薄弱。
此外，由于服务论、平衡论等行政法学理论的兴起，我国传统行政法也开始向现代行政法转型。而诚信原则能否适用行政法的问题曾引发西方各国广泛讨论。
我们可以根据行政法不同领域不同场景，对诚信原则的内涵进行不同的解释和分析。张超：《政务公开的理论依据》，载《当代法学》2002年第4期等等。
[4]时至今日，法治政府建设的成效如何？又存在怎样的问题呢？ （一）一个悖论：作为法治主导者的政府违法失信行为多发 近年来，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遭遇着一个难以逾越的悖论：即作为法治目标制定者和发展主导力量的政府，有时会违背法治的要求，甚至变成了破坏法治的主体之一。还有学者认为信赖保护可以看作诚实信用原则在公法中的折射，所以，应该在行政法上确立信赖保护而不能直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参见王贵松：《行政信赖保护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17]进入80年代以后,多数国家趋向于承认诚信原则对于行政法治的价值，诚信原则正在逐渐成为许多国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当然，为了更好聚焦本文研究的问题，相应的概念及分析范围的界定仍是必要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政不作为、失职渎职、违法行政等行为。因而笔者更赞同法的本质说，认为诚信原则是人类的基本美德，属于正当的事，因而，应当得到公法及私法的共同承认和维护。
为此，我们应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情，加强对政府诚信立法的概念体系、软、硬件条件等方面的研究。[18]在韩国，其1996年《行政程序法》第4条明确规定了政府诚信原则，即行政机关执行职务时，应本于诚实信用为之。
法治政府工程建设需要诚信的价值指引。这种公法私法化趋势，对原有的公法概念造成很大冲击，模糊了公私法适用范围边界，并使得公法更多地体现出以人为本色彩。
然而，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因涉及到对公权力的规范和约束，道德的非强制性不足以遏制频发的政府失信行为，政府诚信建设仅仅依靠道德训诫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借助法律的强制力量，实现政府诚信这一道德要求的法律化。政府诚信与否事关法治政府工程建设的成败。
